守礼法,远嫌疑,安荣寿考以终天年——襄宪王朱瞻墡

朱瞻墡,是明仁宗第五子,明宣宗同母弟,生母是诚孝昭皇后张氏(张太皇太后)。诚孝张太后是仁宗嫡妻,共有三个亲生儿子:宣宗朱瞻基、越王朱瞻墉、襄王朱瞻墡,所以从宗法上来说,朱瞻墡是仁宗的嫡三子。

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皇太子妃张氏在京师(南京)为皇太子诞育了第三个嫡子,这个孩子在皇太子所有儿子中排名第五。而对于又有孙子降生,作为祖父的明成祖朱棣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和欣喜,只不过按照惯例给新生儿诸多赏赐、衣物,拨给仆役侍女加以服侍,并依照太祖所定的皇家行辈,赐其名为“瞻墡”,也就罢了。朱瞻墡的父亲、皇太子朱高炽也仅仅为自己又有子嗣降临而欣喜了不多的一会儿,也就淡然处之,按部就班地继续履行皇储职责、协助成祖处理政务去了。

当时,皇太子的嫡长子、九岁的朱瞻基已经受到了成祖的高度重视,处处加以引导和培养,期待他能够做一个合格的继承人,好在将来继承大明社稷,成祖还在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册立朱瞻基为皇太孙,以显示大明帝统传承。而皇太子的储君地位,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有皇太孙朱瞻基在背后作为助力,才能够始终不倒,保持稳固的。因此,作为皇太孙同母弟的朱瞻墡(还有朱瞻墉),自幼就明白不要和大哥去争,平平安安、低调谦恭地做一个普通的藩王,就是自己的本分了。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成祖在第五次北征返回途中病逝于榆木川,经历了二十余年战战兢兢储君生涯、和两个弟弟明争暗斗了半辈子的皇太子朱高炽终于得以登基继位,成为大明第四代皇帝——明仁宗。仁宗即位后,皇太孙朱瞻基自然进位为皇太子,而其余诸子也都一一加封,成为大明藩王。仁宗另外两个嫡子:第三子朱瞻墉、第五子朱瞻墡分别被册封为越王、襄王;越王封国浙江衢州、襄王封国湖广长沙。因为仁宗刚登基,万事繁琐,所以越王、襄王(包括仁宗其他成年的庶子们)都没来得及就藩,依旧在京师(北京)居住,等待安排之国。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仁宗登基还不满一年就猝然离世,而当时皇太子朱瞻基还远在南京祭拜孝陵(太祖陵寝),一时间不能返回京师。为了保持朝堂稳定,并防止仁宗两个弟弟汉王、赵王蠢蠢欲动,张皇后(即诚孝张太后)密令近侍紧急南下,召皇太子返回京师继位,另外安排户部尚书夏原吉辅佐襄王监国,以安定人心。(为什么不是越王监国、而是襄王,这是有原因的,暂时略过不提)

此后皇太子从南京历经艰辛北返回到京师,襄王率群臣至良乡亲迎兄长,缴还监国之任。皇太子随后入京继承大统,登基称帝,即大明第五代皇帝——明宣宗。而襄王的这一次监国,是大明朝廷首次以宗室藩王监国(以前都是由皇太子、皇太孙监国)。

宣宗登基后,叔父汉王因为久蓄异志、图谋作乱,以为宣宗不谙兵事、年青可欺,于是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在封地山东乐安发动“定难”,意图效仿成祖当年“靖难”旧事,举兵推翻宣宗,夺取社稷。

宣宗得到汉王作乱的消息后立即准备亲征乐安,平定叛乱。出征前,他诏令尚在京师的郑王朱瞻埈(仁宗庶次子、宣宗异母二弟)、襄王朱瞻墡“居守”京师,稳定朝堂(此时越王朱瞻墉也在京师,而且行辈居长,又是仁宗嫡次子,为什么还是不用他监国,而是让郑王、襄王居守、安定人心?这个后面再说)。

宣宗出兵不过二十天,就平定了叛乱、生擒汉王朱高煦,胜利回师,“居守”京师的郑王、襄王向兄长缴还了职责,归藩府邸,这是襄王第二次代为执掌朝政(虽然没处理什么实际政事,但是象征意义很大,这也是他后来几次卷入帝位传承风波的起因)。

宣德四年(1429年),宣宗已经平定汉王,并使得赵王主动上交护卫兵力,低头服软,天下初步安定。宣宗于是安排早就封王的诸弟就藩,襄王在这一年出外就藩,前往封国湖广长沙府。京师之中,只留下了宣宗同母二弟越王朱瞻墉,和尚未成年的幼弟卫王朱瞻埏。

这里,我们花一些篇幅,为大家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几次监国、居守,张太后和宣宗都越过了排行第二的仁宗嫡次子越王,而将这些重责交给了嫡三子襄王。

当初,仁宗突然去世,皇太子在外未归,而且遭到心怀叵测的汉王追杀,为防止皇太子出意外后没有应对,所以张太后就把嫡次子越王作为备份皇储,让他随时承担承继大位。但是越王不能提前显露这个姿态,以免皇太子平安回京后会猜忌二弟意图夺位,于是张太后把嫡三子襄王推出去作为明面上的监国,以让天下人和长子安心。之后皇太子安全返京,襄王出迎并缴还监国,越王也丝毫没有得罪大哥,兄弟间没有因此有隔阂。

之后宣宗平定汉王时,选定了庶弟郑王和同母幼弟襄王居守,而不是让行辈居长的越王出面,其实也是和张太后考虑的是一个意思:当时宣宗还没有儿子,越王作为宣宗最大的同母弟,自然是大明排位第一的皇储人选,可是如果直接将他安排为“居守”京师,则有可能使他生出异心,在宣宗外出时凭借自己特殊身份侵犯甚至夺取皇权。所以宣宗还是让身份不那么敏感的庶弟郑王和同母幼弟襄王居守,而让越王退居幕后,这也是防止自己不在京师时祸起萧墙之内,另外也有保护越王的意思。

而安排郑王和襄王一起居守,其中隐含了相互牵制、相互制衡的作用。好在宣宗二十天就平定汉王叛乱,胜利返回京师,襄王第二次代理朝政平安结束,越王的“备胎”作用也顺利完成。

而宣德四年(1429年)诸王就藩时,因为宣宗的皇太子朱祁镇(即日后的明英宗)只有两岁,另一个皇子朱祁钰(即日后的明代宗)只有一岁、甚至连名分也没有,还住在宫外。而古时医疗条件不好,幼儿夭折的几率很大,宣宗也没有其他儿子,所以宣宗为了皇统安全考虑,依旧把同母二弟越王作为后备储君人选,留在京师,以备万一。这就是越王虽然年纪行辈居长,却从未担任过监国,而且还一直在京师居住、没有出外就藩的原因。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在位只有十年的宣宗突然患病、不治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只有九岁,年幼不谙世事,不可能独自掌握朝政大权,因此文武百官人心惶惶、不知道将来的局势究竟会如何变化,宫中甚至有讹言流传“皇太后将召襄王入朝(立为新帝)”。张太后听闻谣言后立即召集群臣到乾清宫,让他们拜见皇太子朱祁镇,然后手指皇太子哭着说:“此新天子也!”诸臣顿时跪拜并山呼万岁,皇太子朱朱祁镇由此顺利继位,即大明第六代皇帝——明英宗。(其实这个时候越王还在京师居住,但是不明就里的人总以为襄王曾经两次代理朝政,所以张太后如果改立天子的话,一定是要立襄王,这就是当张太后和宣宗没有让越王出面监国,而是让襄王代为承担的意义所在了。)

襄王在长沙藩地内还不知道自己被谣传要进京继位,正按照礼仪制度为驾崩的兄长宣宗举行祭奠仪式并守孝,然后听到了京师传来的谣言以及母亲扶立侄子登基的消息,大惊失色之下又庆幸不已,幸好母亲坚毅果决、迎立了皇太子为新帝,迅速止住了京师内的流言,安定了局势,自己也得以避免稀里糊涂被卷进这场风波中。假如张太后犹豫迟疑、久久不决,那么皇太子、襄王都会遭遇莫大的危机,大明社稷也将会陷入动荡之中。

英宗登基后,因为年幼不能理政,所以由张太后出面掌握最后的朝政决策权,而仁宗、宣宗时期的老臣“杨荣、杨士奇、杨溥、蹇义、夏元吉”等则以内阁大学士的名义参与辅佐朝政,大明江山在张太皇太后和诸老臣的协作下保持平稳、政治清明、社会得以安定发展。

同时,英宗因为年幼尚没有子嗣,唯一的弟弟朱祁钰也是个小孩儿,不知是否能够平安长大,为了保持皇统传承,英宗的嫡亲叔父越王还是没有能够出外就藩,依旧留居京师,一边侍奉母亲张太皇太后,一边继续当他的“皇位隐身备份”。

正统四年(1439年)六月,当了十多年“储位备胎”的越王朱瞻墉在京师薨逝,年三十五,终于结束了他作为“皇家备用储嗣”的一生。因为没有儿子,所以他去世后越国被除封,英宗给当了一辈子皇位备胎的叔父赐谥号“靖”,称“越靖王”,安葬于宛平白水沟,辍朝三日以示哀悼。

在越王去世后,英宗在世的嫡亲叔父就只剩下襄王一人(仁宗其他庶子如郑王、荆王、淮王、梁王、卫王都不是张太后所生,只是宣宗的异母庶弟,这些庶出叔父和英宗感情相对淡多了)。正统七年(1444年),张太皇太后去世,英宗时年已经十六岁,基本成熟,大致可以单独执政了,此时,已经移藩襄阳的襄王(正统元年,襄藩从长沙移至襄阳)正在封国内安安心心地做他的富贵闲人、享受荣华尊崇,他觉得这辈子就这样悠闲安心地度过,就算不辜负自己生在皇家、天潢贵胄的身份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自以为英明神武、想要效法曾祖父、父亲当年赫赫武功的英宗在权宦王振的唆使下,草率决定亲率大军出征骚扰大明边境的蒙古瓦剌部,以建立属于自己的荣光。当年七月,英宗立两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让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监国辅佐皇太子,自己则率领五十多位朝廷重臣以及五十万大军出征瓦剌,欲以煌煌天朝的气势,牛刀杀鸡、一举击破瓦剌蟊寇。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权宦王振的胡乱指挥五十万明军进退失据,抵达大同后又匆匆撤退,被瓦剌追兵包围于土木堡。之后瓦剌假意议和,趁机突袭明军,一片混乱中明军溃散而逃,随驾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鼐、张益等五十余名文武重臣阵亡,英宗本人被瓦剌俘获,王振在乱军中被护卫大将樊能击杀。土木堡之败,大明社稷几乎倾覆。

皇帝出征被俘,军队溃败覆灭,这简直是天崩地陷的大噩耗,留守京师的监国郕王、英宗生母皇太后孙氏、诸文武大臣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大明朝廷最首要的事情就是马上改立皇帝,然后集中力量做好迎战准备,以抵御瓦剌即将到来的入寇。而英宗出征前所立的皇太子朱见深只有两岁,无法承担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必须另立成年宗室,以稳定社稷、凝聚人心。

英宗亲征前,已经让皇弟郕王朱祁钰监国,辅佐皇太子留居京师,按道理说直接拥立郕王登基即可,但是英宗生母孙太后并不是郕王的生母,和郕王平时关系很一般,而且郕王的生母、宣宗贤妃吴氏还在世,如果郕王登基,那么自己虽然可以继续当太后,但新帝必然尊崇生母,皇太后这个位置,可就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占据的了,受冷落、减待遇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于是,私心作祟的孙太后想越过郕王,从宣宗的弟弟、也就是自己的小叔子中选合适继位。

此时,宣宗在世的弟弟只剩下郑王朱瞻埈、襄王朱瞻墡两人,而郑王虽然居长,但非诚孝张太皇太后所生,只是仁宗庶子,襄王则是太皇太后亲子,宣宗同母弟。所以,从嫡庶礼法出发,孙太后决定召襄王入朝(其实就是继位):“太后以诸王中襄王最长且贤,众望颇属,命人取襄国金符入宫。”

在襄阳舒舒服服当藩王的朱瞻墡先是被告知“土木之变”这个天大的坏消息,惊魂未定之时又猛然接到了嫂子孙太后要来取襄国宝印、宝册的懿旨,简直是有如晴天霹雳一般!虽然皇帝侄子被俘、社稷无主,皇嫂有意让自己入朝(继位),但这个事情水太深,可不是自己一个外藩所能参与的,英宗已经立了皇太子(朱见深)、又明发诏令让郕王监国,这两个人一个是皇子、一个是皇弟,怎么也比自己这个皇叔有资格继承大统。而且大敌当前、胜负未知,京师局势危如累卵,自己也没必要硬掺和进去蹚一趟浑水,还是在封国内安安稳稳地当个太平亲王就好。

于是,襄王在接到皇太后的懿旨后,婉言谢绝了入朝的邀请,但为了不得罪皇嫂,他还是把襄国金符交给孙太后派来的使者带回京师,并公开上书给朝廷(意在使孙太后和郕王都能够看到):“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这个时候襄王还不知道英宗出征前已经立朱见深为皇太子了)、令郕王监国,并募集勇士迎回车驾(即发兵救回英宗)。”

其实在孙太后派出使者前往襄阳的时候,京师中诸文武大臣们已经就由谁来继位产生了激烈辩论,并最终由于谦、王直、王文等人出面,向孙太后谏言“主少国疑、大敌在外、须更立新帝、以护佑社稷、整军备战”。孙太后也觉得不能再拖延,小叔子远在千里之外,一时间来不及赶到京师,何况庶子也是儿子,郕王登基后自己也是皇太后。所以,孙太后同意了于谦等人的奏请,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英宗被俘半个月后下懿旨命郕王即皇帝位,即明代宗(景泰帝)。同时,孙太后依旧维持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的安排,以保证帝统不移。

景泰帝登基数日后,襄王的奏章才送到朝廷,对于叔父的公心,景泰帝很是钦佩,之后的日子里对襄王关照有加,倍加优待。朱瞻墡也因此度过了土木之变后朝堂上的疾风骤雨、继续悠游退闲,平平安安地当他的富贵亲王。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由于出使瓦剌的使臣杨善的不懈努力,英宗得以结束一年的“北迤”时光、重新返回大明。回国后,景泰帝尊兄长为“太上皇”,迁居“南宫”荣养(就是软禁),以防他威胁到自己的皇位。英宗回朝后,景泰帝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时刻提防和猜忌已经被自己实际上幽禁于南宫中的兄长,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准备将大明皇统彻底转到自己一系,剥夺英宗及其后裔的继承权。

英宗返回大明后,襄王出于对侄子的关心,同时也是为了景泰帝的声誉着想,向景泰帝上疏请求他能够善待太上皇(英宗),每月定期率群臣到南宫朝见太上皇,向太上皇问安,以为天下臣民表率:“宜旦夕省膳问安,率群臣朔望见,勿忘恭顺”。景泰帝虽然虽然对于叔父的建议不以为然,但也知道他的忠直关怀之心,所以更加尊重襄王。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在不断暗示并许以重大利益后,内阁辅臣们终于公开支持景泰帝将皇太子朱见深改封为沂王,立亲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景泰帝心心念念的易储之事终于心想事成。但费尽心机的景泰帝没有想到,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只当了不到两年的大明储君,就因为患病不治而夭折了。

景泰帝只有朱见济一个独子,而自景泰五年至景泰七年(1454-1456年),他迟迟没有再生出儿子,所以“复储之议”一直不断,群臣纷纷上书,要求重立太子。但是景泰帝坚决不同意再立储,将臣子们的奏章一律留中不发,寄希望于自己再生出儿子,继承皇位。

越是急于生出儿子,越是不能如愿,景泰五年以后,后宫嫔妃没有一个受孕生子。这样的情况使景泰帝更加焦虑,急于求成,同时繁琐的政事也损害了景泰帝的身体,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压力下,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景泰帝终于不能再坚持,“御体违和”,病情沉重,而且到了不能起榻的地步。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不堪,没有出席正旦礼,正月十四内阁朝议时,皇帝依旧缺席。辅臣们知道皇帝即将不起,于是便在朝会中讨论“立储”之事,其中意见纷纷攘攘,各不统一,有复立沂王(前太子朱见深)、有另择宗藩、有缓议,终不能达成一致。阁臣们最后只得以“早择元良、以定国本”的名义向景泰帝上疏,请求皇帝决断。

可即使是病入膏肓,景泰帝也怎么也不肯主动立储,那样就意味着把皇位还给兄长一系(宣宗只有英宗和景泰帝两个儿子,按照宗法制度,无后的景泰帝只能把皇位还给兄长英宗及其后裔),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奇迹般地痊愈,并继续呆在至高无上的皇位上。

由于皇帝的不配合,致使大明社稷不能确定法定继承人,而这一局面随着皇帝即将驾崩还有恶化的趋势,朝臣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皇帝还想“再抢救一会儿”,可是有人已经等不及了: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张軏、司设监太监曹吉祥、太常卿许彬等一帮别有用心的臣子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相互勾结、并暗中联络孙太后取得她的首肯,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晚发动“夺门之变”,将太上皇英宗接出南宫,在曹吉祥的接应下进入皇宫,于正月十七晨奉英宗登临奉天殿,宣布太上皇复辟,重归皇位,并改元天顺。

英宗复辟后,景泰帝被废为郕王,安置于西苑,而于谦、王文等景泰重臣则被逮捕下狱,然后被徐有贞、石亨等人安上了“欲立外藩、图谋作乱”的罪名、撺掇英宗杀害了他们,景泰帝也在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十九诡异地薨逝于西苑,死后被谥为“郕戾王”,以亲王礼安葬于西山。

因为徐有贞、石亨诬陷于谦等人在景泰帝病重时有“迎立外藩”的图谋,而英宗并不知道内情,认为于谦就是想拥立襄王或者他的儿子入京继位,同时土木之变时也有襄王会入京继承大统的传言,所以对襄王这个嫡亲的叔父起了猜忌之心、心生怀疑,认为襄王有野心觊觎帝统,就命人彻查土木之变以来襄王和宫内交通往来的书信档案。

结果,在清理档案时,英宗发现当年孙太后命人取来的襄国金符依旧留在宫内,并没有送到内阁,而且襄王前后两封书信也都被发现(指要求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和请求景泰帝定期朝见并善待太上皇),英宗这才知道错怪了叔父,心中着实惭愧,很是内疚,于是立即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信给襄王,请叔父入朝会见,要亲自宴请他并当面向他赔礼。

襄王自然知道英宗邀请自己入朝的原因,便立即启程赶赴京师拜见侄子皇帝。英宗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接待襄王,叔侄间尽释因误会而产生的隔阂,欢聚如百姓家人之乐。之后襄王辞别英宗返程,英宗亲自把叔父送到午门外,握手泣别。

辞行时,襄王再次向英宗叩首,英宗拱手回拜说:“叔父有何言?”,襄王说:“天下望大治有如饥渴,愿陛下少刑狱,少税敛。”英宗谢礼说:“敬受叔父所教。”然后目送襄王车驾出端门后,才恋恋不舍返还宫中。

天顺四年(1460年),襄王再次奉诏入朝,英宗依旧设盛宴招待叔父,并命百官至襄王在京师的府邸去朝见,还让襄王赴昌平谒长陵、献陵、景陵(即成祖、仁宗、宣宗的陵寝),以示尊崇和亲近之意。襄王辞归时,英宗直送到卢沟桥才返回,又下旨准许襄王及襄藩宗室子弟可以不定期出封地游猎,礼遇之隆在诸藩中前所未有。

天顺六年(1462年),英宗再召襄王入朝会见,这一次襄王实在不愿再麻烦侄子皇帝大张旗鼓地奉迎推恩之礼了,也不想靡费朝廷巨资,于是以年老不能成行为由向英宗辞谢,英宗体谅叔父,同意了襄王的请求,不再勉强他来朝,但以后岁岁时时派人礼问襄王,加以抚慰,并厚赐金帛,亲亲之谊无以复加。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驾崩,皇太子朱见濡(即朱见深,英宗复辟时重立为皇太子并改名)继位,即明宪宗。宪宗对于叔祖襄王依旧十分尊重,礼遇有加。侄孙皇帝的宽厚优渥让襄王十分受用,从此在襄阳藩地安安心心地养老享福,度过了十四年富贵闲人的荣养生活。

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十三岁的襄王朱瞻墡在襄阳王府内薨逝,朝廷赐谥号“宪”,称“襄宪王”。自他以后,大明藩王再也没有之国后能够以亲王身份再次返回京师、入朝陛见的了,襄王两次返回京师参拜皇帝,成为大明宗室藩王中最后的入朝记录。

襄王朱瞻墡一生,确实从没有生出过对于皇位的觊觎之心,却在机缘巧合之下,两次监国(居守)、三度被流言传为皇位继承者。但他始终恪守本分、明哲保身,同时头脑十分清醒,坚决推辞不属于自己的显贵大位,历经七朝而安然无恙,自身平安终老,一生无虞,子孙也兴旺发达,荣华二百年。明实录中赞誉襄王的“王小心清慎,笃于孝敬,尤为诚孝昭皇后所钟爱。然能守礼法,远嫌疑,故虽有异议,不为上下所疑,卒能安荣寿考以终其天年。”评语,确实忠实而客观地评价了襄王安守礼法、恪尽本分的一生。

posted @ 2021-04-07 12:49 作者:admin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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